1981年10月23日，被组织审查和劳动锻炼长达8年的梁兴初将军，终于等到了处理结果：免除党内外一切处分，按大军区正职待遇。在安排新的工作岗位前，梁兴初提出了离休。1981年10月23日，北京军区赵家楼招待所的小楼前，一辆军用吉普车悄悄停下。门开了，梁兴初下车，穿一件旧呢子军大衣，步子有点慢。他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，腰板还是挺直的，但走路时脚底下有点发沉。那天北京的风特别硬，连路边的白杨叶都吹得打着旋落下来。没人迎接，也没人送行。他不是刚从战场凯旋归来，而是，刚从一段长达八年的沉默生活中，悄悄回到这个他曾经熟悉、也被他深深误解过的地方。说梁兴初，绕不开三个字：三八军,这支部队，是他一手带起来的。抗美援朝那阵子，第38军初战即胜，强渡临津江、切断敌后补给、抢占阵地，每一场都打得干脆狠辣。志愿军入朝第一仗，彭德怀点了他，说：“万岁军，就从梁兴初这里起名。”这个“万岁军”的名号，后来传遍军中。他的兵讲他，说梁军长打仗不拖泥带水，敢打第一枪，也肯扛第一顶雷。他在战场上骂人声大得像炸雷，一骂全团都立正，连美军无线电都记得这个声音。但就是这么一个“响当当”的人，到了七十年代，却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黑洞，一下没了声响。1973年春天，他被通知离岗，调去山西“参加劳动锻炼”。说是锻炼，其实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山西义井，那是个工厂旁的劳动点,冬天干冷，风里裹着煤灰味儿。梁兴初住的是厂里的宿舍，旧砖房，门口的木牌子早就掉了漆。他白天扫炉渣、扛原料，晚上睡在咯吱作响的单人床上，房间里一盏黄灯，亮得发青。他没吭声，也没人催他。他干活不偷懒，活计做得比年轻人还利索。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，工人们见着他，不敢多说，只在背后叫他“梁师傅”。那段时间，他几乎不写信，偶尔在废纸上记点东西，也是写写天气、记录哪天感冒了、哪天胃疼。他的胃是从朝鲜战场上坏下来的，冻了三天没进食，靠喝雪水熬过来的。可他从不提那些。有人说他“心宽”，他笑一笑，不接话。转机出现在1979年,那年春天，黄克诚发话了。这位老将军素来刚直，在几次军委会议上当着人说：“梁兴初的问题，是冤的，是错的。”这个声音一传出去，一些老部下也开始悄悄动了起来。成都军区、太原军区有人开始查旧卷宗，收集材料。到了那年秋天，梁兴初忽然接到通知，让他搬到太原市里住，劳动安排就此终止。他什么都没问，只是把宿舍的炉灰清扫干净，把床单洗了，晾在窗外，那天阳光正好，纸壳窗子反着亮。又过了两年，1981年10月，成都军区上报中央一份处理意见。很快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批复：免除梁兴初一切处分，恢复大军区正职待遇。只是听说他看完以后，把文件对折两次，放进抽屉里，再也没拿出来展示过。他进了北京，临时住在赵家楼军区招待所。老战友们听说了，纷纷来访。老部下李某坐在客厅，握着他的手，说了一句：“军长，我们又能喊你一声军长了。”梁兴初拍拍他手背，说：“别喊大了，邻居还以为我真回来了。”总政很快找他谈话。黄玉昆代表军委来访，说：“叶帅关心您，军委研究后，想请您考虑回到部队，担任济南或沈阳军区顾问职务。待遇是大军区正职，组织会尽快安排。”梁兴初没立刻答话。他坐着，低头喝了一口热茶，等黄玉昆说完，才慢慢开口：“我是真心感激组织。但我这人，离开部队太久了，生疏了。再上战场是不可能了，带兵也怕耽误事。”他说他身体不好，说干部应该年轻化，说自己不想再给组织添麻烦，说他想离休，就在北京。他没提条件，也没绕弯子，说得干净利索。他甚至还笑着说：“让我回去当顾问，不如给个房子安静写写东西。”写什么？写回忆录。他说他想把过去的战斗写下来，不是为表功，而是留点经验给后人。他说有些仗是怎么打赢的，有些仗为什么会伤得那么惨，不写出来，将来就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组织接受了他的请求。留京安排很快落实，相关手续也加急处理。那段时间，他在家中整理旧资料，翻战时笔记、重读早年的信件。他眼睛不好，老花镜换了两副，依然得拿放大镜看字。他不抱怨，常说：“能坐下来写字，比以前强太多了。”可他没只想着自己。离休不久，他又写了一份报告，递交给军委。报告里列了几个名字，是当年因他受牵连的老部下。李忠信、张静波等人，那会儿都被“边缘化”，有的调去地方，有的留在军队却多年不得升迁。他写得很实在，说自己得到了平反，但这些人还在等，说当年若有问题，他们只是执行命令，罪责不该归在他们头上。他没有强求，只是希望组织再看一眼。军委收到报告，立刻重视,叶剑英专门批示，要求复查。不久，那些名字出现在军委办公厅的处理文件里，一一恢复职务、撤销处分。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，他点头说：“这才对得起他们。”1985年秋天，他病倒了。突发心梗，送医抢救无效，离世时72岁。
